母亲猝然离世后，上海独生女宋颖忽然发现，作为家中唯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面对母亲留下的遗产，她陷入了“左右手互博”的悖论之中。

(相关资料图)

在法律层面上，她既是失智父亲的法定监护人，又和父亲同是母亲遗产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她需要同时代表自己和父亲分割遗产，厘清彼此的继承份额。然而，这并不容易。为此，宋颖不得不聘请律师，自己将“自己”告上了法庭。

一个独生女的中年危机

宋颖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父母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逐渐积累了一定资产，为女儿提供了不错的生活条件。

作为父母唯一的掌上明珠，宋颖和父母感情至深。随着年龄的增长，宋颖也逐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2022年初，宋母和宋颖商量，将家中3套房产进行售卖。父母年迈，女儿工作非常繁忙，无人有精力照料这些空置的房屋。

因为一家三口不分彼此，宋颖家的房产证上要么登记着一家三口的名字，要么登记着宋父、宋母的名字。这意味着，买卖房屋必须经宋父本人出面才能完成。但实际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多年的宋父，早已没有能力做此事。

宋颖找到了汪李平律师，协助其成为宋父的监护人。然而，一切尚未来得及办理，噩耗突降，宋母因病去世。这让宋颖的生活彻底陷入了悲痛和被动之中。

一方面，宋母去世后，宋颖成了失智老父唯一的依靠。她必须想办法，在兼顾本就十分繁忙的工作同时，照顾好自己的父亲。

另一方面，宋家的家庭资产，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宋母的名字尚列在所有房产证之上，想要进行房屋交易，首先要将宋母的名字从房产证上撤下来。也就是说，宋父和宋颖，两位宋母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需要在交易前，完成对宋母遗产的继承。

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诉讼

汪李平律师表示，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法院诉讼是解决此类继承难题的最后一个途径。

且不论宋母离世突然，并未留下任何遗嘱。即使宋母留有遗嘱，考虑到宋父已经失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宋家的情况，也并不符合办理继承权公证的条件。

最终，汪李平向宋颖建议，可以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解决困境。

尽管表面上，这是一场女儿起诉父亲的案子，但实际上，所有经手此案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案子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只有宋颖一人。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宋颖自己与“自己”的诉讼。

在本案的主审法官、上海市普陀区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陆敏看来，本案在程序上，诉讼可以成立，但存在逻辑上与常理相悖的问题。

尽管宋颖为宋父聘请了律师担任代理人，但该案实际上仍是宋颖“自己和自己打官司”。在以往的案例中，遇到此类情况，通常会由宋父的其他近亲属出面，作为宋父的诉讼代理人。但在本案中，宋父的亲人要么已去世，要么远在他乡，年岁已高，无法出面。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失智老人宋父的合法权益，践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成为审理此案的最大难点。

2022年底，宋颖的这场“一个人的诉讼”，在普陀区人民法院开庭。本案是在普陀区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特有的圆桌法庭中开庭审理的。作为原、被告，宋颖和父亲之间没有矛盾，宋颖当庭表达了自己愿意放弃继承部分财产，以确保父亲在法定继承的基础上适当多分遗产。她的决定，获得了法庭的认可。

一个被特殊启动的机制

最为特别的是，圆桌法庭前还坐着3名老人。这3名老人均系受法院邀请，在本案中担任家事观护员。

为了避免本案成为宋颖“自说自话”，导致宋父的权益受损，邀请能够独立了解案件背景、实际家庭情况、为案件裁判提供多维度思考的家事观护员参与，尤为重要。

接到这份工作后，三位退休老人都相当重视。为了能够了解宋家的情况，三名家事观护员，和宋颖进行了面谈。

“这个姑娘给人感觉很踏实，气质有点像学校里的老师，讲话很有条理。”双方见面后，宋颖给家事观护员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最让三位观护员放心的一点，就是宋颖在言谈中所表露出的对宋父的关爱。

关键词：